2021年，是中国成立100周年。100年来，金华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不屈不挠、历尽艰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打造增长极、共建都市区、当好答卷人”的工作总要求，以改革破解发展难题，积极稳妥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
金华古称婺州，位于浙江中部，东邻台州，南毗丽水，西连衢州，北与杭州、绍兴接壤，因“地处金星与婺女两星争华之处”得名。1949年5月7日，金华解放。1985年，金华撤地建市，现辖兰溪市、东阳市、义乌市、永康市、浦江县、武义县、磐安县、婺城区、金义新区（金东区）。土地面积 10942平方公里。2020年末,常住人口为705.07万人。建党百年，金华的奋斗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前，社会动荡不安和经济持续凋敝是金华经济社会的主要特征。金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1925年秋，在省立第七中学（今金华一中）师范科建立第一个金华地方组织——金华支部。1928年4月，成立浙江历史上第一个区域性党的领导机构——浙西特别委员会，领导开展多次农民武装暴动。在此期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红军挺进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等都在金华开展过革命斗争。期间，金华工商业曾出现过短暂的“黄金时期”，1936年全市共有商号9524家，兰溪成为浙西商业重镇。由于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乱和动荡，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十分萧条落后，人民生活极度贫困。1949年，全市生产总值（GDP）只有1.37亿元，人均生产总值只有63元，人均购买消费品支出只有20元。
金华人民经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和“”，全市经济社会在探索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1950年，金华开始土地改革，摧毁了千百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接着，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金华人民开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五”计划胜利完成。1958-1965年，受“左倾”错误影响，金华开始“”运动，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1966-1975年，又经历史无前例的“”，金华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再一次受到严重打击。直到1976年，停滞倒退的局面才得以扭转，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1950-1978年，GDP年均增长6.6%，人均GDP上升到1978年的262元；粮食总产量增至153.8万吨，比1949年增长1.6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篇章。金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搞活经济的方针政策。1981年，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有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乡镇企业迅速成长，商品和要素市场加快孕育。1982年9月5日，义乌小商品市场正式开放。1987年，兰溪率先成为浙江省财政收入亿元县。1992年，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讲话发表后，金华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批民营企业快速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逐渐形成。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后，金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工业强市”战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加快浙中城市群建设步伐。这一时期，GDP 从1978年的9.8亿元增至2012年的2689.8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66.8倍，年均增长13.2%。2012年，财政总收入升至376.5亿元，是1978年的224.1倍。
党的十八大以来，金华高举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发展的质量效益不断提高。2012年，金华规划建设金义都市新区，着力提升金华-义乌都市区核心区能级，打造浙江省第四大都市区。2013年以来，金华大力推进“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行动，连续六年夺得治水“大禹鼎”，美丽金华建设成效显著，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深入推进包括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等在内的100多项国家和省部级改革试点。2014年11月18日，“义新欧”班列正式开通运行。2015年10月21日，金义综合保税区获国务院批准建设。2016年6月，金华成为长三角城市群入围城市。2020年8月30日，国务院批复将金义片区纳入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2016年起，金华先后开展“四张清单一张网”“最多跑一次”“无证明城市”“互联网+监管”等政府数字化改革，全力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2013-2020年， GDP年均增长7.1%。2020年，财政总收入增加到680.9亿元，是2012年的1.8倍。
经济总量大幅跃升。新中国成立以前，封建主义生产关系长期束缚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落后，民族工商业发展缓慢，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金华人民大力发展经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GDP从1949年的1.37亿元跃升到1978年的9.8亿元，2005年突破1000亿元，2010年、2014年、2018年分别跃上2000亿元、3000亿元、4000亿元新台阶，2020年达到470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累计增长827.7倍，年均增长9.9%。2020年，全市财政总收入是1950年（1874万元）的3633倍，年均增长12.4%。
三次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新中国成立前乃至改革开放初期，金华产业层次不高，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高份额，属于典型的农业社会。1978年，三次产业结构为51.0∶28.3∶20.7。随着改革的深入，产业结构逐渐从以农业经济为主过渡到以工业经济为主。1987年，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35.6∶40.8∶23.6，由“一二三”转变为“二一三”，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大产业。1998年，三次产业结构为11.2∶55.0∶33.8，第二产业占比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进入21世纪，服务业发展步入快车道。2013年，三次产业结构为4.3∶47.0∶48.6，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实现“三二一”标志性转变。2015年后，第三产业占比稳定在50%以上。2020年，三次产业结构为3.3∶38.6∶58.1。
科技实力显著增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时期内，金华科技事业发展一直较为缓慢。1985年末，全市共有自然社会科技人员3.2万人，其中具有中级职称以上的仅1099人。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科教兴市”战略实施，科技领域投入持续增加。2019年末，全市企事业单位各类科学技术人员58.2万人，比1985年增长17.2倍；其中中级职称以上22.0万人。2019年，R&D经费支出84.1亿元，相当于GDP比重1.85%。“十三五”末，全市建成院士专家工作站114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79家；有效发明专利10185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8.1件。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持续扩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增速明显加快。1991年，金华固定资产投资14.37亿元，是1976年0.28亿元的51.3倍。1992年以来，全市经济开发区进入快速发展期，大批重点项目建设拉动投资快速增长。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772.8亿元，相当于1976-1991年累计额的10倍。党的十八大后，金华固定资产投资又实现两次跨越，2012年超1000亿元，2016年超2000亿元。
城乡区域统筹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金华城市建设投入力度逐步加大。1978年以前，金华城市化水平还是很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6.4%。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01年、2010年、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47.7%、59.0%和68.2%，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强，农村通路、通电、通信实现“三个全覆盖”。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63.7平方米，是1983年的4倍。
交通网络日益完善。金华是浙江重要的交通枢纽。新中国成立以前，长期战乱、经费短绌，导致交通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以来，交通事业取得长足发展，集铁路、公路、机场、水运、管道、邮政于一体的综合交通网络加快形成。2020年末，全市公路总里程达到1.3万公里，比1949年末（161公里）增长80.9倍；货物周转量从1949年的590万吨公里增加到2019年的81.0亿吨公里；客运周转量从1949年的200万人公里增加到2019年的39.1亿人公里。铁路客运量从1950年的92.1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2502.1万人；货运量从1949年的33万吨增加到2019年的304.7万吨。2020年，金华快递业务量90.1亿件，跃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
消费市场繁荣稳定。新中国成立以前，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战争及自然灾害等影响，金华消费品短缺，经济萧条。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商品市场不断创造奇迹，创立了闻名全国的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东阳中国木雕城等。1949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为0.44亿元，人均购买消费品仅为20元。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11.9亿元，人均5298元，比1949年增长263.9倍，年均增长8.2%。2020年，共有各类市场292家，市场总成交额为3449.9亿元；拥有年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86家，总成交额为3392.3亿元。其中，十亿级市场32家、百亿级市场4家、千亿级市场1家。
开放水平大幅提升。新中国成立以前，金华虽有对外贸易，但基础薄弱，发展缓慢，出口产品大多为土特产，工业品极少。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金华是浙江外贸出口重要的供货地，按计划向上海、天津等口岸调拨供货，出口商品日益增多。从1988年成立进出口公司开始，义乌小商品市场、永康五金市场等专业市场逐步走向国际舞台，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全市进出口总额从1988年的267万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705.4亿美元（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年均增长37.5%；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额从1990年的12万美元跃升至2020年的32534万美元，年均增长30.1%。“一带一路”打开外贸新通道，“义新欧”班列“双平台”运行，2020年共开行1399列。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金华认真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加快推进“放管服”改革，努力深挖经济增长潜力，释放市场经济活力，“最多跑一次”、“无证明城市”、企业开办“零见面”、“标准地+承诺制+”等改革走在全国全省前列。2020年，金华累计市场主体126.9万户，注册资本（金）16754亿元。其中，企业36.7万户，注册资本总额15713亿元；个体工商户86.8万户，出资总额983.5亿元。2020年，全市新增市场主体29.0万户，其中新增企业9.1万户，新增个体工商户19.9万户。
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新中国成立以前，金华劳动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压迫，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大幅改善。2015年，全市农村住户人均年纯收入为18203元，是1983年的56.1倍。2020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365元。2020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1545元，是1986年的59.9倍。随着收入的较快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2020年末，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家用汽车52.1辆、计算机68.0台、移动电线台、空调155.0台、热水器95.5台。
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升。社会保障制度从无到有，涵盖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逐渐形成并日臻完善。金华全社会从业人员数从1978年的176.0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354.5万人。2020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1.6%，低于3.5%省定控制线；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392.4万人，其中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243.5万人，首创农村居家养老保险模式并全国推广；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520.5万人，其中基本医疗保险一档参保人数185.5万人，基本医疗保险二档、三档参保人数335.0万人。社会救助体系更加健全，共有抚恤优待对象4.3万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4.7万人。
旅游发展跨入新阶段。金华人民生活实现由贫穷到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生活品质不断提升，旅游消费成为新兴消费热点，居民旅游出行人次不断创出新高。2020年，金华共接待游客11817万人次（含市内居民），是1998年的28.4倍；实现旅游收入1299亿元，是1999年的41.7倍。和谐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人文环境吸引着国内外游客。2020年，接待国内旅游者4.59万人次，是1999年的27.3倍；接待入境旅游者110.27万人次，实现旅游外汇收入2076.57万美元。
文体事业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金华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广播、体育馆等建设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需求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体事业蓬勃发展。2019年末，全市拥有文化馆10个，公共图书馆11个；公共图书馆藏书530.2万册，是1985年的9.5倍；各类剧场、影剧院数69个，比1978年增加62个；电影发行放映收入4.6亿元，是1979年的151.6倍；广播综合覆盖率99.5％，电视综合覆盖率99.8％；农村文化礼堂1906个。202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08平方米；体育场地数量21154个；国民体质合格率达到93.2%。
教育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新中国成立以前，金华教育水平偏低，人口文化素质整体不高。1949年，平均每万人中只有38名中学生，每万人拥有中小学专职教师29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科教兴市”“人才强市”战略实施以来，教育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进展。2020年，平均每万人拥有中小学生数、每万人拥有中小学专职教师分别增加到554名和95名。2020年末，共有各级各类全日制学校1927所，在校生114.5万人，小学和初中入学率、巩固率均达到100%，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段学校比例98.8%。高等教育方面，普通高等学校数由1978年的2所增加到2020年的11所，在校学生数由1978年的0.2万人提高到2020年的11.2万人。
卫生健康体系不断健全。1949年前，金华各类医院仅有22所，卫技人员451名，病床200张。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事业迅速发展，全市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从1952年的120家增加到2020年的4332家，床位数从1952年的576张增加到2020年的3.6万张，执业（助理）医师2.0万人。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至2020年的80.4岁；2019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至3.57‰，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至5.91/10万。
美丽金华建设彰显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金华认真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把生态文明作为千年大计，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2020年末，金华已实现“四个全覆盖，一个全国首位”：即省级森林城市全覆盖、县级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复函备案全覆盖、县级国家森林城市总体规划通过省级评审全覆盖、县级国家森林城市总体规划通过政府批复全覆盖。市本级、东阳市、义乌市、永康市4地被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数量居全国地级市首位。加强湿地生态保护，省级以上湿地公园达12个，数量居全省首位，率先实现县域全覆盖。绿化面积扩大，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2.3平方米。在全国首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分类处理优秀村覆盖率85%，行政村覆盖率100%，垃圾回收利用率55.6%，资源化利用率97.4%，无害化处理率100%。
污染防治攻坚成效显著。近年来，金华大力实施“五水共治”“蓝天保卫”、土壤污染防治、节能减排等专项行动，省控以上断面Ⅰ-Ⅲ类水质比例实现100%。2020年，万元GDP能耗降至0.39吨标准煤；万元GDP用水量降至32.67立方米；市区PM2.5浓度下降至28μg/㎥；空气优良天数AQI指数提高至92.1%，空气质量六项指标全面达标；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100%。
群众安全感切实增强。在党的领导下，金华人民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创新之路，总结形成“后陈经验”“龙山经验”“浦江经验”等社会治理新模式。全市刑事案件年立案数从峰值的8.4万起下降至2020年3.2万起。2020年，发生各类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比上年下降28.6%和25.2%，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下降至0.021；群众安全感满意率提高到97.04%，显示金华群众安全感增强。金华已连续14年被评为“平安市”，成功夺得“平安金鼎”。
回望建党百年光辉历程，八婺大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站在新的起点，金华将按照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和“打造增长极、共建都市区、当好答卷人”的工作总要求，突出“数字赋能、拼搏争先”工作导向，全力推进“九市建设”，打造更多“金”字招牌，书写更多“华”彩篇章，奋力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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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用户提问：5G牌照发放，产业加快布局，通信设备企业的投资机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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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用户提问：节能环保资金缺乏，企业承受能力有限，电力企业如何突破瓶颈？
伴随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水务行业已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行业规模和供排水能力不断扩大。
伴随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水务行业已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行业规模和供排水能力不断扩大。
水务行业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基本服务行业之一，日常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城市供水。
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水务行业是从城市供水行业逐步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城市供水能力不足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逐渐显现出来，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十分重视供水问题，将供水设施建设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并且对水务行业进行产业化和市场化改革，极大促进了供水行业的发展，使中国城市供水能力快速增加，目前中国供水能力基本上能够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据中研产业研究院《2025-2030年中国水务行业竞争分析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分析：
中国水务行业的主体公司，以城市供水作为起点，逐步发展起来，然后才是污水、废水处理，再接着完善水环境修复、水源地保护、回用水等环节，让整个链条越来越完整起来。新环保法实施，中国将进入政策趋严、标准趋高、社会参与以及面向效果付费的环保产业新常态。在城镇污水、供水市场趋于饱和的现状下，污水资源化及再生水利用将成为水务市场中的新兴增长点。
我国水资源状况形势严峻，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属于中度缺水国家，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属于缺水或严重缺水城市。我国极度缺水地区大多属于人口众多的资源性缺水地区，近十年来国家通过“南水北调”等水利工程的建设来解决此类缺水问题，然而城市供水设施和管理水平的落后带来的管理性缺水加剧了水资源匮乏的严峻形势。
我国的水务行业长期以来具有地方垄断性强、规模化不足、产权结构单一、行业集中度低等特点。我国水务行业竞争的主要形式表现为国际水务巨头在华竞争和国内少数水务企业跨地区的区域市场经营之间的竞争。
我们的报告《2025-2030年中国水务行业竞争分析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包含大量的数据、深入分析、专业方法和价值洞察，可以帮助您更好地了解行业的趋势、风险和机遇。在未来的竞争中拥有正确的洞察力，就有可能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获得领先优势。
从我国水务行业的发展历程以及当前市场格局来看，近年来各地方性国有水务企业在市场化改革发展趋势下积极进行产权体制改革，转变经营机制，并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与此同时，在我国水务行业市场化改革政策支持下，资本实力较强的民营资本进入水务行业，国内出现了一批民营企业，与地方国有水务企业争抢市场份额，但目前民营水务企业的整体规模仍较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增长以及工业的发展，水务行业总体需求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特别是城市供水，不仅关乎居民日常生活，还涉及工商企业、交通运输、公用事业等多个领域，对水量、水质和水压的要求日益提高。
政府高度重视水务行业发展，陆续出台多项政策，鼓励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例如，推动智慧水务建设、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等，为水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将推动水务行业向更高效、更智能、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智慧水务系统的应用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管理水平，降低运营成本。
综上所述，水务行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未来，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政策支持的加强以及技术创新的驱动，水务行业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想要了解更多水务行业详情分析，可以点击查看中研普华研究报告《2025-2030年中国水务行业竞争分析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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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发布的《中国功率IC行业报告》中，功率IC行业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根据报告，2022年中国功率半导体市场规模约为191.08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4%。预计到2023年，这一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至203.31亿美元，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与此同时，市场动态显示，功率IC的细分市场中，电源管理IC、MOSFET和SiC功率器件等细分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反映出行业对高效能和低能耗产品的渴望。
功率IC行业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最初应用于航空航天与军事领域，随后逐步转向民用市场。通过技术革新与市场需求的推动，功率IC在家电、通信、汽车等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现阶段，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也取得了显著的突破，相对成熟的市场格局则为国产企业提供了更多的竞争空间。
然而，行业仍面临着技术升级、市场竞争、供应链稳定性和环境可持续性等多重挑战。企业需在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中，保持技术的领先地位。同时，材料短缺和全球供应链不稳定的现象也可能引发生产中的潜在风险。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政府积极出台政策，强调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以促进产业的创新和替代。
展望未来，功率IC行业将因应全球电动化和绿色能源的趋势，继续发挥其在功率转换和控制中的关键作用。随着5G通信、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等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功率IC的需求将呈持续增长态势。这预示着，功率IC行业不仅将在规模上实现稳健增长，还将在为各类新兴技术提供解决方案方面迎来更多的机会，为行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从教育评价大模型到智能医疗诊断，从自动驾驶汽车到健康陪伴智能机……“人工智能+”，正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百姓日常，打开生活新方式。
习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结合，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推动人工智能在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深度运用，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加强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住房、交通、助残养老、家政服务等领域的深度应用，创新智能服务体系”。在习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一系列细化推进举措纷纷出台，助力人工智能技术与各行业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向纵深发展。
寒假期间，吉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徐昊熟练操作着电脑上的“知新”教育评价大模型，阅读他专属的教学评价报告。
“您讲授的‘人工智能与人类生活’课程质量很高，但您的口头语比较频繁……”报告共有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生行为等28项指标，还会针对提升教学质量给出合理建议。
“比如它提醒，我在其中一页PPT停留了10分钟，表明这部分内容较难理解，建议增加互动环节。”作为“知新”教育评价大模型项目开发负责人，徐昊感到自己更是大模型的受益者。
2025年1月24日，吉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徐昊利用“知新”教育评价大模型查看教学评价报告。新华社记者 孟含琪 摄
大模型诞生不到一年，已对全校6000多门课程进行“学习”，并成功扮演了“教师助手”的角色，提供了宝贵的教学反馈和建议。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训练大模型，让它‘学习’图书馆内千万册书籍和期刊论文，为师生提供更多学术助力。”徐昊说。
根据学习习惯、能力水平以及兴趣偏好，为每位学生定制个性化学习计划；智能辅导系统模拟教师角色，随时答疑解惑；通过“学习”大量教学资料形成智能化教案，供教师参考；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提供远程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对于视力或听力障碍的学生，提供语音或图像识别技术辅助学习……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持续催生新应用场景，“人工智能+教育”将加快发展成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适合每个人的教育、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
浙江桐乡乌镇居民朱伟滨近日来到当地的智能医院。智能导诊机器人的解答，让他很快明晰了就诊流程。
坐在一台人工智能健康一体机前，朱伟滨在机器的指导下，自主测量血压、血糖、血脂、尿酸等指标。“智能设备的检测非常便捷。”朱伟滨说。
2025年1月8日，浙江桐乡乌镇智能医院执行院长沈帆在向患者介绍智能导诊机器人。（郑世杰 摄）
在乌镇智能医院执行院长沈帆看来，智能设备已成为医生的“得力搭档”。自2023年11月医院开放至今，不到10名医生，以一批智能导诊机器人等为助手，接诊了数千名患者。
“人工智能技术用途还有很多。”沈帆说，例如给患者做肺部CT检查，出报告往往需要半天，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影像，则能辅助医生大大缩短时间。
“北京儿童医院已推出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AI辅助诊断系统，在全国约150家基层医院里的儿科使用。这套系统被植入到医生工作站中，把患儿的主诉症状、检验影像输入后，就会跳出初步诊断、用药推荐等。”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说。
人工智能牵手医疗健康，让许多曾困扰百姓心头的难题，逐渐成为“过去时”。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之一，“智能诊疗”将逐步搭建起人工智能赋能医疗服务新模式。
在传统医疗智慧升级过程中，既涌现出智能影像设备、智能手术机器人等“硬核”设备，也有人工智能辅助诊疗、人工智能辅助慢性病管理、诊后管理等“智慧”大模型，还有“人工智能+制药”“人工智能医学仿真系统”等，人工智能不断拓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场景。
发展的背后，也伴随一系列新挑战。医疗数据的安全共享与流通机制有待健全，人工智能在不同医疗场景中应用的法律边界和风险亟待关注。各方需携手共同探索解决之道，让“人工智能+医疗”为更多患者创造优质服务。
清晨，家住上海嘉定区的王凯如往常般走出家门等网约车。如约而至的，是一辆“头顶”雷达和相机的自动驾驶汽车。
关上车门，系好安全带，输入手机后4位数字，点击屏幕上的“确认出发”……王凯工作和居住的片区处于上海嘉定区的智能网联汽车开放测试道路范围内，每辆车上配有一名自动驾驶汽车安全员，负责观察行驶状况，在测试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并上报，并配合工程师测试各种新功能。
“随着技术的成熟，绝大部分时间车辆都由聪明的‘AI’指挥，需要安全员接管的场景越来越少。”安全员朱玉龙说，“除了保证行驶安全，车辆也在一次次出车过程中通过不断‘学习’而更像‘老司机’，驾驶得更平稳，和道路上的其他车辆等配合得更好。”
2025年1月10日，安全员朱玉龙在观察自动驾驶网约车行驶情况。新华社记者 周蕊 摄
在上海的一些重点路段，“全无人”的驾驶场景正逐渐走进现实。行驶中遇到路况复杂的路口，汽车不仅会识别信号灯，还会自动调整车速、变道、转弯。
人工智能还不断赋能公共交通。最新开通的西安地铁8号线，采用国际自动化等级较高的无人驾驶系统，应用全自动运行、云平台、智能运维、智慧车站、宽带集群等，保障乘客出行安全的同时还降低了运营成本。
“人工智能+交通”不仅体现在自动驾驶领域。助力物流车货高效匹配，无人机送货直达家门，借助大数据分析与智能算法对城市交通管理深度优化，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在人工智能助力下，百姓的出行将变得越来越安全、高效。
一系列智能化变革的背后，有关部门也需密切关注由此引发的从业人员转型与再培训问题。自动化程度的提升，意味着部分传统岗位可能被替代，帮助从业人员提升技能、拓宽就业渠道，以适应智能时代的发展，尤为重要且迫切。
老人一番熟练操作后，陪伴智能机屏幕上出现了6个数字人，选完角色，老人便与一个年龄相仿的“同伴”拉起了家常。
2025年1月26日，天津市南开区的老人崔金海正在同小云健康陪伴智能机中的虚拟“同伴”聊天。新华社记者 梁姊 摄
天津白马星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溪说，如今在天津，数千位老人将小云健康陪伴智能机视为“老朋友”。
浙江桐乡乌镇智能养老中心暨桐乡和济乌镇护理院，也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完善助老服务。
在智能养老中心，随着口令响起，智能交流屏立即响应，实现自动开关窗帘、开关灯、操作电视机等指令。“这儿的养老生活可智能了！”住在这里的孙奶奶说。
“中心为每位老人配备了定位胸卡，老人在室内活动，行动轨迹能实时掌握，一旦出现异常情况，便会自动定位及报警。还掌握了每位老人的基本信息、服务需求、健康状况等，通过数字化技术为入住老人精准画像，实施更细致贴心的管理。”智能养老中心负责人钟月英说。
家庭护理机器人、家务机器人等前沿产品不断加快研发进程；大数据健康监管云平台携手医疗机构，共同为居家养老提供精细化的康养方案……“人工智能+养老”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层出不穷，正逐步推动养老服务向智能化迈进。
如何有效降低人工智能服务成本，简化产品操作流程，从而提升人工智能服务和产品在老年群体中的普及率，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人工智能+养老”仍需政策的有力牵引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为老年人创造更加智能、便捷、贴心的养老环境。
召开“新春第一会”——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经济
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和广西“新春第一会”精神，自治区园区办、自治区园区投促中心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沿边临港产业园区、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为主阵地，聚焦“人工智能+”围绕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海洋、智能汽车等领域，“第一时间”组织分赴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和成渝地区等重点区域开展系列专题招商活动，助力广西在人工智能赛道加速奔跑。
2月14日，自治区园区投促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自治区园区办党组成员陶德文一行赴深圳开展“人工智能+”产业专题招商，先后拜访对接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深圳市行业领袖企业发展促进会等重点行业商协会机构。涉及市和重点园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在拜访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陶德文表示，广西高度重视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坚持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领域拥有丰富资源，与广西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产业高度契合。希望协会充分发挥自身平台、资源、人才和技术优势，组织引导更多会员企业在广西投资布局更多元“人工智能+”项目，广西产业园区和投资促进系统将全力竭诚做好协调服务，推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实现合作共赢。
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郎立平重点介绍了协会发展历程、人才队伍、会员服务等情况。郎立平表示，广西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方面潜力很大，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协会将聚焦需求和场景，积极组织引导相关企业在广西投资布局，努力为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深圳市行业领袖企业发展促进会执行会长张海燕、秘书长李思思介绍，深圳市行业领袖企业发展促进会由行业龙头、行业“小巨人”等各行业的排头兵及领军企业组成，是“深圳行业领袖企业百强”评选的发起单位和主办单位，该评选在深圳市工商联的指导下，每年联合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商报及高校、券商等筛选100个具有战略新兴意义或具有高成长、高创新能力的细分行业及该行业中的标杆企业。双方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行业应用挑战、政策环境优化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并就下一步深化合作达成了共识。
近日，自治区园区投促中心副主任肖潇一行赴粤港澳大湾区拜访对接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傲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主任王鸣涛率队赴长三角地区拜访对接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一号园区、上海行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星奕昂(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超非凡医疗技术创新中心、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等科技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及创新产业园区，围绕共同推动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智慧园区规划、技术创新与应用场景开发等内容，进行考察座谈和项目洽谈，推动达成星奕昂与防城港合作等一批意向项目。
2025年以来，自治区园区办、自治区园区投促中心深入开展招商引资“早春行动”，进一步强化“一把手”招商、大区招商、联动招商，聚焦产业园区、制造业、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新质生产力，推进重点产业链招商、资本招商、外资招商、场景招商、智慧招商，对接一批“人工智能+”在谈重大项目，推动柳州市东盟智算中心项目、洛必德智能机器人生产基地项目，玉林市龙燊家电智能制造项目、贺州市智能终端配件生产项目等一批优质项目签约落地。
下一步，自治区园区办、自治区园区投促中心将及时、全面组织启动2025年广西大区招商行动，进一步聚焦“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开展系列专题招商活动，助力广西“人工智能+”跑出“加速度”。
近年来，中国智能采煤行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传统的机械化开采到如今的智能化转型，这一领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着煤炭行业的升级。2025年，中国智能采煤行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相关政策的出台和产业链的完善为行业注入了强大动力。
中国采煤技术经历了人工炮采、普通机械化开采、综合机械化开采和目前的智能化开采四个主要阶段。智能化煤矿要求开拓设计、地测、采掘、运通、选煤、安全保障、生产管理等主要系统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与自执行的基本能力。5G技术与大数据和云计算相结合，将非实时的数据上传到云端，对数据价值进行深度挖掘，将实时性强的数据下沉到设备端，降低数据传输与解算时延。
主要作用是减少作业人数、提高设备运行速度、延长核心部件寿命、降低作业劳动强度、节能降耗等，由此带来采煤工作面总体综合效能提升，实现效果包括减人提效、提升安全性、降低生产运营成本等。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煤矿智能化建设指南（2021年版）》和《“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等一系列行业政策，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转型，鼓励支持煤矿企业向智能、安全、绿色方向发展，为煤矿无人化智能开采相关业务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发行人以相关政策为导向，致力于无人化智能采煤，推出了以“安全、高效、绿色”为目标的智能开采解决方案，适应了行业发展趋势，实现了产品优化升级，进一步拓展了发展空间。
中国智能采煤行业产业链上游为设备零部件及系统供应商，主要为电控系统及液压系统；产业链中游为智能采煤行业；产业链下游为应用领域，主要应用于煤矿开采行业。
随着煤炭行业的稳健发展，我国煤炭装备制造业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产业集中度明显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先进高端制造取得新进展，产业基础逐渐夯实，产品质量显著提高。
据数据显示，我国大型煤炭企业采煤机械化程度由1978年的32.5%提高到2022年的99.01%，已实现高度机械化。随着行业集中度提升及煤矿规模的扩大，我国的煤矿开采经历了机械化到自动化的发展，当前正处于智能化起步阶段。
2022年全国原煤产量45.6亿吨，同比增长10.5%，规模以上煤炭企业营业收入4.02万亿元，同比增长19.5%。中长期合同履约监管继续加强，市场总体预期稳定向好，煤炭运输保障能力持续提升，预计煤炭市场供需将保持基本平衡态势。
中国智能采煤行业在未来几年将迎来新的增长点。随着5G、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进一步融合，智能化采煤系统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同时，国家政策的持续支持和行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将进一步推动智能采煤行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智能采煤行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安全性，还为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政策的持续支持，智能采煤行业将继续引领煤炭行业的变革，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对抗旱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印发《关于做好当前抗旱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切实做好抗旱播种保苗工作的紧急通知》等文件，就抗旱播种、田间管理、旱情监测、水源调度等提出要求。严格落实以气象预报为先导的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组织相关部门滚动开展旱情会商，分析研判旱情发展趋势。及时启动省级抗旱应急四级响应，14个省辖市先后启动本地区抗旱应急响应机制，全省进入抗旱应急状态。
陈政高于1970年担任辽宁省海城县革委会政工组办事员；1978年任大连海运学院团委书记；1982年任辽宁省大连团市委常委、学校部部长；1985年任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副县长；1988年任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常委、副区长（主持工作）；1993年任辽宁省大连市副市长；1997年任辽宁省省长助理；1998年任辽宁省副省长；2003年任辽宁省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2008年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
陈政高于1970年担任辽宁省海城县革委会政工组办事员；1978年任大连海运学院团委书记；1982年任辽宁省大连团市委常委、学校部部长；1985年任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副县长；1988年任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常委、副区长（主持工作）；1993年任辽宁省大连市副市长；1997年任辽宁省省长助理；1998年任辽宁省副省长；2003年任辽宁省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2008年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
不知道大家在住酒店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酒店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从酒店的雏形诞生发展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你有了解过吗？快来跟着尚尧一起来探索酒店的前世今生吧！
中国酒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当时，殷朝官府为便于夷狄部族前来朝贺，于是沿途设立驿站，这是中国早期酒店的样貌。到了周朝，驿站不再只限于官方主办，民间也可开办，出现了真正意义上具有民间服务性质的“酒店”场所。
到了唐宋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客栈数量增多，规模也有所扩大，服务也更加多样化，除了提供住宿，还提供餐饮、娱乐等服务。
19世纪初，外国资本在中国沿海城市兴建和经营西式酒店，如上海的浦江饭店，其经营规范化，服务标准化，并且在礼仪方面很讲究。
20世纪初，受西式酒店影响，中国出现“半中半西”新式酒店。建筑带西式特征，经营主体多元，服务融合中西，多位于交通枢纽或商业中心，既接待外宾也面向国内旅客，推动了中国酒店业向近代化转型。
在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之后酒店的数量飞速增加，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国际酒店进入中国市场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同时，政府和企业开始重视酒店的专业化管理，鼓励建立本土的酒店管理公司。
进入21世纪后，得益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国际化进程加速，经济型酒店迅速崛起，连锁酒店也开始快速扩张
2010-2020年期间随着消费升级，中端酒店备受受青睐。这些酒店设计凸显文化个性，服务追求精细专业，推动行业服务品质进阶。就比如像尚尧在设计上充满传统文化元素，在服务上又做到精益求精。
在2023年疫情过后，消费逻辑改变，质量发展和区域深耕成关键。很多酒店和尚尧一样扎根当地，依区域消费特色定制策略。打造差异化产品，提升品牌本土亲和力，于竞争中谋求长远发展。
遵循“秉承遗志、真情育人、求新图强、力争一流”的信念，始终坚持非营利公益性办学原则，矢志不渝做“高尚教育”的传承者和“西译精神”的弘扬者。以创建“东方哈佛”为宏伟愿景，提出了创建高水平一流民办大学的目标。实施“质量提升工程”“人才强校工程”“科技兴校工程”“大学生创新创业工程” “大学文化建设工程”，致力于民办高等教育的新发展。
西安翻译学院坐落于西安市南郊风景秀丽的终南山北麓、太乙河畔，是一所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的拥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全日制民办普通本科高校，陕西省“一流学院”建设单位，陕西省首批应用型转型试点院校。
西译由我国当代杰出教育家、民办教育拓荒者丁祖诒先生于1987年创办。经过三十多年的办学实践，西安翻译学院已发展成以文为主，保持外语优势与特色，文、经、管、工、教、艺、医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和特色鲜明的民办大学。西译以全面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立足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坚持特色发展，构建了语言、教育、商务、健康和技术服务等专业链群。现有二级学院14个，设有本科专业38个，专科专业27个，在校生总人数近24000人。
西译以建设高水平、特色鲜明、具有地方示范作用的一流民办大学为阶段性发展目标，以一流的师资、 一流的培养模式、一流的教学质量、一流的教学设施、 一流的校园环境锻造了满载希望的方舟，陶冶情操的熔炉，营造了“学在西译”的良好育人平台。西译始终秉承高尚教育办学理念，坚持非营利、公益性办学原则，建校36年来，为国家培养了20余万复合实用型人才。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待你来攀登终南秀岭，漫步樱花大道，赏四时美景，体验花园式大学。
坚持“五育并举”,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专业基础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
根据“四新”建设理念和要求，创新“丁氏”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应用型人才培养。加强专业教育、通识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度融合，着重培养学生跨学科知识、能力和素养，提升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开展卓越班、特长班、国际合作班、现代产业(学院)班等人才培养，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就业、升学等多元需求。
西译以学生为中心，实现从“教”到“学”的转变，强化教学特色，提高课程目标的达成度，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和素质养成，通过明晰教学内容，教学实施，教学评价与课程教学目标的逻辑关系，推进项目式、启发式、研讨式、案例式、体验式、开放式、线上线下混合式等教学改革。
持续深化校企合作，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教融合为途径，注重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构建科学、稳定、规范的实践教学体系，建立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统筹推进实践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结合学科建设特点，全力打造体验式教学环境，将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着力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以就业为导向，强化办学特色，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和素质养成。西译推行“两证(毕业证、学位证)+一证 (职业资格证书)”毕业要求，提高学生获证率的同时，提升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就业能力，为其高质量就业打好基础。
西译与政府、行业、企业、研究机构全面开展校地合作、校政合作、校企合作，实现与业界相互支持、双向介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形成资源共建、全程参与、互利共赢的新型产教深度融合的合作育人模式。
西译产学研优势突出，与国内200余家大型企业和10多个县区级以上政府建立全面合作关系，校企共建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288个。先后与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华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10余家知名企业签订“订单班”培养协议，开展订单培养，为学生融通学习、实习、就业之路。
为培养学生科技创新精神，实现学生实践教学全覆盖，拓展学生行业前沿视野，以体现学生的创新精神、综合素质实践能力为核心，学校倡导学生积极参加高水平学科竞赛，促进竞赛与思政、竞赛与教学、竞赛与“双创”、竞赛与产学合作有机融通融合。大力支持师生广泛参与各类竞赛，将竞赛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在课堂教学、社会实践、社团活动等人才培养的每一个环节中融入赛事宣传及项目培育，助力学生多元发展。近三年西译学子参加各类学科竞赛获国家和省级荣誉1922人次。
西译学子包揽第四届BETT全国商务英语翻译大赛笔译总决赛和口译总决赛口译组特等奖和一等奖，笔译组本、专科奖项11项
2018年，西译获批“陕西普通高校‘一流学院’建设单位”，作为陕西省重点建设的国内一流民办高校，学校正式进入一流建设全面发展的阶段。西译现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3个，国家级一流课程3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11个，一流专业数占到全校本科专业数的百分之四十，成为陕西省获得国家级一流专业最多的民办高校，在全国民办高校中也处于领先地位。
本专业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人才培养质量为中心，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语言功底扎实、专业素质过硬、团队协作能力强，具有创新、创业意识，能够从事经贸、文化、外事等领域的语言服务人才。打造全国同类院校中具有示范作用的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基地。
英语专业坚持“英语+微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体验式教学，营造全外语氛围。分层教学，分类卓越，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以及职业综合能力的应用型语言服务人才。与20多家企业建立深度合作项目，实施真实项目驱动下的语言工作坊、冠名班等。与英国、香港、匈牙利、捷克、韩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友好合作关系，协同育人，培养国际化语言服务人才。
本专业创新实施“专业+外语微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国际化人才培养。专业课程设置以岗位能力为导向，核心课程采用双语教学，强化学生专业实践应用能力培养。专业实施体验式教学，培养精通外语与国际贸易规则、掌握涉外谈判技能、能够从事进出口业务、国际会展与博览会、国际货物运输、国际结算等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国际贸易单证实务》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核心课程， 具有“一体化、两对接、三融合”的鲜明特色。课程按照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实施“专业+外语”的人才培养模式，基于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理念，立足国际商务单证员岗位，引入企业导师，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不断提高学生实践应用能力，培养学生成为具备国际商务单证员岗位要求的专业知识、职业素质和岗位能力的应用型商务人才。
《国际结算》课程作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核心课程，紧跟时代发展趋势，利用智慧教学系统，建立高质量线上线下教学资源，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翻转课堂教学，实现课程教学的高阶性、趣味性、创新性和前瞻性，培养学生面对复杂外贸环境的国际结算能力、风险规避能力和综合业务处理及应变能力。
《高级英语(I、II)》以生为本、技术赋能，实现学生深度学习，强化语言输入资源与输出活动，搭建学生熟悉的现实场景，旨在提高语言知识的内化与实际运用；问答结合、多元评价，促进语言教学革新。尤其是其中的自评和互评模式，能及时反映学生学习和心理过程；能力导向、启思明理，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实现学生语言能力、合作学习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批判思维能力的多元能力融合发展。
师资队伍建设是学校办学和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根本保证。西译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为提升师资层次和水平，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全面实施“引进+培养+资助”并重的集聚人才工作方略，大力开展“教师能力提升计划”、“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等，创新高层次人才引进机制，积极引进海内外优秀博士，设立“终南学者”、“首席教授”领军人才岗位，不断完善教师评价和激励机制及人才服务机制，在组织保障、政策保障、经费保障、人才目标责任考核上形成了联动体系，现拥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省级教学名师等高层次人才及高级职称教师占教师总人数40%以上。已然形成了一支师德修养高尚、专业水平过硬、教学经验丰富、充满活力的师资队伍。教学名师+
科研基本情况西译科研工作以服务社会、反哺教学为目标，充分对接国家、省市重大战略，以“平台+团队+项目+成果”为抓手，整合联动，推动科研工作实现质的飞跃。重点在外向型经济、乡村振兴、传统文化传承与国际传播力研究、区域国别研究、民办高教研究、人工智能翻译等方面搭建科研平台14个，其中省级科研机构4个。获批陕西省高校青年创新团队2队，累计建设校级科研团队31队。近五年来，高层次项目不断突破，获批国社科项目3项，省级以上项目200余项，社会服务类项目尤其是政府服务项目大幅增加，多项研究成果被省领导批示、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采纳应用。出版学术著作近200部，其中丛书三套共26部；获省级科研成果奖25项，其中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3项，实现了西译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的社科奖新突破；西安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1项，其中2022年获西安市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7项；陕西高校人文社科奖9项，陕西高校科学技术奖2项。
《终南文库》《陕西旅游文化丛书》《“一带一路”背景下服务贸易与区域经济发展丛书》《陕西文化与世界名著丛书》《中国文化精粹丛书》《中国文化符号丛书》
学校积极推进国际化办学。致力于打造高水平、宽领域、多层次的国际交流合作局面；与加拿大、日本、韩国、俄罗斯、新西兰、西班牙、匈牙利等“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的二十多个国家的60余所高校及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开展本硕连读、硕士直通车、免费交换生及公派汉语志愿者等各类国际交流合作项目；大力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引进西安市政府“一带一路”奖学金项目，成功申报2021、2022年汉语桥”线上团组交流项目；重视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定期组织青年教师赴国（境）外交流学习、短期进修；2019年启动“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目前有70余名教师在境外攻读博士学位；引进新加坡华文教师、日本及新加坡高端养老护理等境外就业项目，助力学生高水平、高收入、高对口率就业；依托高新译创大厦区位优势，成立“译创国际考试中心”和“译创国际课程中心”，引进美国AP、CMA、CFA等各类国际高端权威考试，累计考量达万余人次，是西北地区唯一一家开设美国AP、CMA考点的民办高校。
西译学生社团，在这里遇见C位出道的你。西译共有各级各类学生社团组织百余家，覆盖学术、科技、艺术、体育、志愿服务、创新创业等众多领域，形成了蓝天艺术社、国学研习社、乒乓球、羽毛球、女子足球等特色学生社团，满足学生素质能力的纵深拓展,让“译”术之花尽情绽放。
青年志愿者团队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在中国-中亚峰会、第十四届全运会、秦岭环保等志愿服务项目中奉献爱心，服务社会。
西译以提升大学生实践能力和学业水平为着力点，大力发展实验实训建设工作。引进国内外先进的实践教学理念，结合各学科专业特点，建成多个具有前瞻性、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现代化实验实训中心。每年投入实验室和教学仪器设备建设经费达到千万元以上，教学仪器设备总值高达近三亿元。现有省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5个、省部级虚拟仿线个、省级虚拟仿线间，为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就业创业素养、促进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利保障。
坐落于西校区投资近5000万元的外国语言与文化实践教学中心集聚外语教学特色，突出情景教学优势，营造中外文化氛围，拓展创新思维能力，集外语教学、文化体验、实习实训为一体，是培养国际化应用型外语人才，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的多功能创新型实践教学基地。
为表彰优秀学生、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西译建立了以国家奖助学金、学校奖助学金、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服兵役国家教育资助为主体，以勤工助学、学费减免、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等为辅助，以丁祖诒教授奖助学金、李泽成奖助学金、利民奖助学金等社会企事业单位和校友捐赠为补充的全方位、全过程，多种方式并举的学生奖励和资助体系。近三年来我校累计发放各类奖助学金近1亿元。
从入学开始，西译为学子提供全程式的职业生涯设计，每个学期，众多企业高管或行业大咖带领学生走进企业参观，分享行业前沿动态，更有优秀校友传授职业成长经验。每一次与行业领军人物的零距离沟通，都更有益于学生全方位了解未来职场发展方向，提前确立自己的职业定位。数百家校企合作单位，2300余家密切联系企业，每年百余场次线上线下大中型招聘会、不定期专场招聘会，所提供岗位数与学生毕业人数比例超过12:1。就业创业中心的老师们帮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且适合的职业，为学生开启就业直通车。
走出去、请进来，校长书记做表率，二级学院为主体，充分发挥各学院的主动性、积极性，整合利用校友资源，拓展就业岗位，促进学生高质量就业。本学期以来已走访企业206家，拓展就业岗位3500多个。
2022届毕业生有升学、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大中型企业等高质量就业3029人，其中升学1925人、占总人数的57.83%，就业质量稳步提升。2023届“专升本”录取1866人，国内外考研上线余人，升学人数、升学率均位列全省同类院校第一。
★2019年度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2019年陕西高校唯一一所）★科技部“国家级众创空间”
全国唯一一所入围“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陕西省唯一一所荣获挑战杯省级“优胜杯”的民办高校。“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和“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国赛并获奖的民办高校。
2022年 承办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陕西省复赛训练营
2021年 承办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陕西省复赛训练营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学校颁发国家承认、教育部统一电子注册的本科或专科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本科毕业生，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学校收费严格按照陕西省物价局、陕西省教育厅《关于我省民办普通高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陕价服发［2015］76号）、《关于我省高等学校公寓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陕价服发［2015］32号）执行；退费按照陕西省物价局、教育厅、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陕西省民办教育收费管理实施办法》（陕价行发［2005］148号）实施。
全球产业链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是全球生产循环的最本质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国制造畅销全球，成为“世界工厂”。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外部冲击重塑全球产业链，我国制造业以劳动力总量和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弱化，中国产业链外迁和国际竞争力减弱的现象明显。
本文系统梳理总结了全球价值链相关概念和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全球价值链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关系，分析了全球产业链的发展趋势、中国产业链的现状和问题以及我国产业链升级拥有的市场规模大、产业链完备以及数字经济新优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促进中国产业链升级的政策建议。
形成全球价值链是全球分工的必然趋势，是跨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果。从发展历程来看，全球供应链早期以欧美为制造中心，二战后逐步发展成为以欧美德日为第一梯队、“亚洲四小龙”为第二梯队的全球供应链体系。21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显著提升，取代日本成为了亚洲贸易中心。美国、中国、德国成为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三个区域中心。全球价值链在历经近30年的发展后，在中美经贸摩擦叠加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面临多重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更凸显了现代供应链脆弱的一面。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中的某些产业带来了“断链”冲击，动摇了单纯从成本角度考虑构建的集中度较高的全球化供应链体系，各国、各企业从安全、平稳、多元化等多个维度的重新审视其供应链。
当前，全球生产布局重构加速，实现中国产业链升级，既是全球生产布局重构的被动需求，也是保障新发展格局得以高质量实现的主动应对。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科学判断和重要战略选择。在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国际价值链的协调、高效、安全发展是重中之重。鉴于此，本文系统总结梳理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分析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探讨如何以价值链优势稳定和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促进产业链升级。
产业链的思想最早起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有关分工的论述。早期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产业链主要是制造业企业内部的活动，随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歇尔（1962）（Alfred Marshall）把分工扩展到企业与企业之间，强调了企业间分工的重要作用，这应该是现代产业链理论的真正来源。尽管产业链的思想源于西方古典经济理论，但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并没有将产业链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层次来进行系统的研究（张伟和吴文元，2011），而是将研究的中心放在产业链的表现形式上（邵昶和李健，2007；程宏伟等，2008）。
一是生产分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分工是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本质。产业链的思想起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有关分工的论述，指出分工促进经济增长。Baldwin（2013）认为产品的生产分工经历了两次极为关键的“分拆”（Unbundling），即蒸汽革命带来动力革命的第一次大分工、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进步带来信息革命的第二次大分工。每一次“分拆”都使产品生产的地理区域进一步扩散。
二是生产循环。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是经济循环在供给侧的具体体现。产业链、价值链或供应链都体现着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市场营销等生产过程构成的链条或网状结构，其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生产循环，同时也是整体经济循环在供给侧的具体体现。当这种生产循环仅局限于一国（地区）时，就形成国内价值链，构成国内大循环主要部分；当延展到国际分工时，就形成了国际价值链，成为国际大循环的核心部分。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供给侧方面的具体体现就是全球价值链。
一是物质与价值的区分。供应链所传递的是产品与服务，是对物质供需和流通的考察；供应链管理追求链运作成本低、运行效率高以及有效对接供求；价值链所传递的则是寄托于产品或服务之内的价值，是对价值创造和利益分配的考察。
二是宏观与微观的区分。产业链是上下游企业之间原材料、技术、中间产品和服务相互交换的供需关系。供应链的连接是产业链生产的基础，产业链是多种供应链的综合体。供应链更侧重微观企业的管理和决策，而产业链和价值链相对宏观，政府管理部门更多地从产业链、价值链的视角管理和决策。同时，产业链是价值链的物质基础，是价值实现和增值的载体。价值链是从产业链各环节所实现的价值增值角度进行考察，反映产业链各环节的价值增值情况。一旦企业供应链在全球布局，就形成了全球供应链，进而就出现了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视角近30年来，国际贸易的本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技术、制度和政治发展使得生产过程在全球布局，生产过程日益碎片化和分散化。各国积极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体系，各自从事生产过程中某一具体环节，通过进口大量零部件等中间品进行全球生产，导致了全球乃至一国之内的大量中间品贸易。据统计，全球贸易中近2/3属于中间品贸易。具体案例在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如Xing和Detert（2010）对iPhone价值链的“麻雀式”的解剖分析发现：100美元的iPhone，中国提供中间环节的组装和加工而获取的增加值不到3.60美元（3.60%），其余的增加值基本被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俘获。从高技术产品的波音飞机、汽车、iPod（Linden et al.，2009）到日常用品和玩具芭比娃娃（Tempest，1996）、新兴的平衡跑鞋等产品，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全球价值链分工现象。
随之，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对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方法日益完善，全球价值链理论和方法在贸易领域的推广，现已成为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最新前沿和热点，国际贸易将近1/3的最新论文都是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甚至有学者称全球价值链贸易理论为“新新新贸易理论”(Inomata，2017)。甚至有专家认为，即使全球价值链不是国际贸易的同名词，那也是国际贸易的典型代表（Park et al.，2013）。
全球生产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新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和方法（全球价值链核算）的产生，同时也要求新的发展战略布局与之相适应。
首先，全球产业链是双循环在供给侧的集中体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主要体现国内价值链和国际价值链的协调高效安全的循环和运转。全球价值链是由在全球范围的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市场营销等生产过程构成的链条或网状结构，其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生产循环，包含国际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协调高效的运转和循环。
其次，全球价值链管理理念是双循环新发展和新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理念的深化和提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是要做到对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一体把握、协同推进。而全球价值链管理是一种集成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全球价值链管理战略的核心理念是整合、合作、协调、共享。整个供应链管理系统包括制造商、供应商、仓库，配送中心和渠道商等一起进行的产品研发设计、制造加工、运输、分销以及销售的管理过程，整个管理过程中环环相扣，中间缺少了任何一个步骤都会造成整个供应链的停滞状态，因此全球价值链管理需要整合、合作和协调，最终实现利益共享，这些理念正是新发展理念的体现。
最后，促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摆脱低端锁定和增强产业竞争力，必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形式参与到国际大循环中，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中国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已经成长为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包含联合国所有工业门类；另一方面，中国产业尽管有大幅度的升级，但在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处于低附加值环节，产业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正因为中国产业链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所以更易受到发达国家的限制，产业链安全问题严重。中兴事件、华为被制裁等都充分说明了关键“卡脖子”环节一味依赖国外是不可行的。中国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有利于实现需求拉动的自主创新，从而攻克关键技术，实现中国产业向价值高端环节攀升。
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全球产业链的布局一直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且处于动态调整之中。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仍然存在，疫情冲击不会改变全球产业链向区域化调整的大趋势。国际秩序转变的政治因素，市场、技术变革带来的经济因素，以及产业链的安全顾虑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生产的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是生产跨境分工是否能持续和深化的决定因素。无论是国际秩序转变，还是数字经济，亦或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在世界各国发展阶段不一的情景下，跨境生产仍会使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发挥作用。
国际秩序的转变无法动摇产品内分工的基础，其影响的是产品内分工的体系。产品内分工的基础来自技术进步对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即技术进步是否能够支撑其生产在地理上的分离，从而获得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的好处。自全球化的第二次“分拆”以来，生产的跨境碎片化从不因国际秩序的转变而发生逆转。早在冷战结束之前，以美国主导，加拿大和墨西哥深度参与的北美区域生产格局就已出现。随着ICT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和冷战结束后由美国霸权主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东亚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之中，而这只是产品内分工的区域扩散。因此，国际秩序的转变，所改变的仅仅是产品内分工的体系，而不是产品内跨境分工的事实。产品内分工的体系是指分工的参与者是谁、参与者承担的环节，以及地理区位等问题。分工体系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中。
技术革命会进一步深化产品内分工，降低生产环节的生产成本和生产环节之间的交易成本。以数字经济为例分析技术革命对产品内生产跨境分工的影响，数字经济进一步降低生产环节之间的交易成本。数字经济可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前者是新供给创造出来的新需求，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后者则侧重于改变生产组织的形式，可能影响生产全球化的进程。具体而言，就生产组织而言，数字化平台因提供了充分的需求和供给信息，将传统以企业为中心的生产模式转变为以产品为中心（江小涓，2020）。数字化生产之于全球生产而言，其可能使产品的生产进一步突破企业的边界，使产品内分工更为细化，但是其本质是进一步降低生产的交易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与稍早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革命对全球化的影响相似，仅是程度问题。
第四次工业革命并不影响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在产品生产中发挥作用，而这两个因素是产品内分工跨境的动力。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人工智能、新材料技术、分子工程、石墨烯、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以及生物技术为技术突破口的工业革命，其实质和特征是提高资源生产率、减少污染排放、改变生活方式、灵活易变。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变生产的组织形式是第四次革命要实现的，但其作用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革命）对产品内生产分工跨境的影响相类似。韩国、新加坡、德国、日本、丹麦是世界上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生产效率提高导致人力成本很低，但是其仍然充分参与到全球产业链之中。
在理解产品内分工跨境的现象不会改变之后，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所涉及的问题就变成生产环节的跨境布局问题或者区位选择问题。生产环节的区位选择受外生因素的影响，国际秩序、市场是传统的影响因素，而疫情带来的产业链安全问题是新的影响因素。
国际秩序的转变塑造全球产业链的区域格局。中美大国竞争格局对全球产业链的直接影响是美国寻求与中国在产业链上的“脱钩”，抑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打压，2018年3月23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301调查”的结果为依据对中国的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机械等行业的进口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全球投资，精准打击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此外，美国还悍然发动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链的打击。中兴事件让人印象深刻，2016年3月和2018年4月，美国两次发布禁令，禁止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向中兴供应元器件、软件、设备等技术产品，打击的不仅是中兴通讯，而是整个中国通信产业链。在此之后，美国也对华为进行打击，禁止使用美国技术的全球供应商的向华为供货，这使麒麟5纳米芯片生产完全停止。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游说各国不使用华为通信产品，许多国家遵从美国而禁用华为，这是明显的站队行为。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链的打击，在迫使中国自主创新的同时，也使得中国在高科技产业链上寻求替代供应商。
安全考量将使产业链周边化和多元化。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生产秩序和阻碍了进口，这是产业链中断的客观背景。一些国家为了使产业链能够完整运转，其产品不再完全依赖跨境生产。如日本在疫情期间汽车产业受到较大影响，基于安全考虑，日本政府计划将企业回迁日本，欲形成“自主可控”的价值链。另外，当疫情在全球暴发之时，中国的卫生医疗产品供给全球，美国认为卫生医疗产业链受制于人危害国家安全，决心在未来将医疗产业链搬回美国，维护产业链安全，以期形成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但是从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化时代，产业链迁回本国而获得自主可控的道路似乎不太可行。福岛核事故引发全球高科技产业链的供应链危机后，供应链安全顾虑并未导致欧美高科技企业大面积将供应链多元化，日本仍旧是全球高技术零部件的重要供应基地，在对效率与安全的权衡中，效率占据上风。
周边化和多元化是兼顾效率与安全的折中办法。将产业链完全迁回本国几乎不可行，对于大国来说，其工业体系比较完备，如中国、美国，有形成“自主可控”产业链所需的工业门类基础，但是这将违背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产品内分工之所以能在全球铺开，其依靠的正是不同国家在生产环节上的比较优势。对于小国来说，一方面，因其工业体系不健全，少有国家具有形成完备产业链的能力；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正是凭借出口导向发展策略，发挥要素成本优势才得以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前提下获得经济发展。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对“成本强加”与产业链自主的权衡。并且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所需成本更加高昂，牺牲经济发展为全力应对罕见的供应链危机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取的。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大国在关键行业寻求区域化、多元化，小国继续参与大国主导的产业链体系。
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和工业门类齐全的新比较优势使东亚产业链更为紧密，疫情使全球产业链加速向东亚转移。市场是产业链聚集的关键因素。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心，一方面，东亚各国的市场在中国。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实力增强，需求增加。与此同时，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需求停滞，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需求进一步下降，供应链向新兴市场聚集。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到，2019年东亚主要国家对中日韩出口均高于对美国的出口，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对中日韩的出口占本国出口的比重分别为0.308、0.305、0.242和0.239，而对美国出口占本国出口的比重分别为0.232、0.106、0.097和0.127；主要国家对中国和美国的出口中，日本和泰国对中美的出口基本相当，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对中国出口要明显高于对美国的出口，越南对中国的出口明显低于对美国的出口。由此可见东亚国家的外部市场在东亚，并且主要在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在制造领域的比较优势已经由过去的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化为因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而形成全产业门类的工业体系配套完整的新比较优势。东亚在疫情期间，疫情控制良好，在世界三大生产网络中率先复苏，结合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制造能力，东亚区域价值链的联系将会进一步加强。东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良好运转也将吸引区域外的投资流入，从而壮大东亚区域价值链，使产业链向区域外延伸，东亚制造供应全球的局面有可能出现，全球产业链加快向东亚转移。
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化、周边化和多元化是国际秩序、市场规模、安全与效率等多方面权衡的结果。在产业链的区位转移方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向东亚区域加速转移是可预见的。
当前全球制造业正在加快迈向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越来越大，将使制造业发生深刻变革。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围绕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等强化部署，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科技和产业博弈中掌握主动权。数字化和信息化是制造业及其产业链条智能化发展的重中之重。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的数据，2020年，全球数字经济生产总值达到32.60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43.70%，其中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24.40万亿美元。中国数字经济规模5.40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中美之间的数字经济规模差距从2018年的7.61万亿美元扩大到2020年的8.20万亿。尽管差距扩大，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新动能。
数字化平台可以将全球各地的参与者聚集起来，提高跨境搜寻和协调的效率，并能让小企业参与进来，电子商务市场通过汇集大量的选择，使得定价和比较更加透明，实现大规模的跨境流动。全球业务的成本和风险都在转移，知识和无形资产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加大了培养数字能力和劳动力技能的风险，生产自动化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套利的价值，并使基于靠近客户的地理位置决策成为可能。企业可以从生产和物流方面的新技术中获得显著的效率，但他们需要跨境供应商网络进行端到端集成，以实现全部潜力。因此，数字经济正在全方位影响着全球分工格局。根据World Trade Organization（2018）的《2018年世界贸易报告》，目前全球服务贸易中超过一半的比例、跨境货物贸易中有12%以上的比例都已实现数字化；该组织同时预测，在数字技术的带动下，2016~2030年全球贸易每年将额外增加2个百分点（杨耀武等，2020）。
1、1949~1964年：156项项目阶段。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开展了“156项项目”，优先发展重工业，保障国家国防安全。从区域布局来看，“156项项目”分布于17个省，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投资比重分别为2.73%、24.84%、28.10%和44.33%，投资重点在工业基础较好的东北地区。
2、1965~1978年：三线建设阶段。为了国防战备，中国在内地的十几个省份开展了以战备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为基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三线%，西部地区是三线建设的主要区域，占三线年：东部率先改革开放。在此阶段东部GDP占全国的份额从43.56%提高到52.67%，产业向东部集聚。
4、1999~2008年：区域协调发展。为了缩小区域间差距，中国政府自20世纪末开始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先后推行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引导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
5、2008年以后：产业向海外转移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产能过剩、企业运营成本快速提高，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意愿不断提高。“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均推动中国产业的向外转移。
在整体层面，贸易依存度可用于评价中国产业链对外部需求和供给的依赖，从而大致表明外循环在中国产业链中的地位现状。此处的贸易依存度用贸易总额与GDP的比重来定义，可以进一步分为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总体上，2000~2019年，中国产业链的外循环地位大致经历了先迅速上升，随后波动下降的趋势。具体地，2001~2006年，中国加入WTO后贸易依存度迅速上升，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64.48%）；2007~2009年，贸易依存度开始下降，并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下降速度较快；2010~2019年，随着全球经济的恢复，贸易依存度有短暂的上升，之后稳步下降，2019年依存度为35.68%，并且2019年外循环地位已经不及2000年。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也表现出与贸易依存度相类似的变化趋势，这意味着中国产业链已经转变为由内循环主导（见图1）。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在过去20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图2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省份第二产业占比均出现明显的下降，随着经济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在各省都将上升，各省普遍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2020年在同一区域内各省的产业结构相似程度较高。从图3可以看到，华北地区中，除北京外，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第二产业占比较为接近；华东地区中，除上海外，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的第二产业比重接近；中部地区中，河南、湖北、湖南的第二产业占比基本相当。
中国第二产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中部省份，东部各省的占比在增加，产业有向中部和西南转移的微弱趋势。从图4可以看到，江苏和广东的第二产业占全国第二产业的比重最大，分别达到了11.54%、11.34%，东部的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中部的河南、湖北、湖南，以及西南的四川占比也相对较高。从1998~2020年各省第二产业占全国第二产业比重的变动来看（见图5），华北的北京、河北、天津、山西，以及东北下降趋势较为明显；东部的江苏、安徽、福建、江西，中部的河南、湖北、湖南，西南的四川、重庆、贵州，西北的陕西上升趋势较为明显。
制造业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约有80%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应用都在制造业，制造业是劳动生产率进步表现最充分的领域，具有显著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也是最能体现产业链分工的行业。以制造业来分析中国产业链发展现状更具代表性。
目前，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制造业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从图6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从2010年稳步提升，2010年制造业增加值为13.00万亿元，到2019年增加至的28.10亿万元，实现绝对数量上的翻一番；但是在GDP占比呈下降趋势，从2011年峰值31.90%降至2019年28.4%，基本维持在28.00%以上。
另外从制造业增加值总量来看，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遥遥领先。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8.00%，而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为17.00%。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比如，中国在钢铁、铜、水泥、化纤、造船、汽车等领域有数百种制造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这些产业技术密集度不高，属于中低度技术密集型，在高端芯片、工业软件、高端数控机床等领域自给率严重不足。
再从制造业就业比重来看，2013年起我国制造业城镇就业增长率开始下降，2014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就开始缩减，近年来缩减情况更加明显。到2019年，制造业单位城镇就业人口将近3832万人，较2018年制造业人数下降了8.92%，制造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达5908万人，较2018年制造业就业人数仅增长2.28%。制造业比重下降有一定客观性。伴随产业深度分工与演化，服务型制造业不断壮大，因此，传统意义统计口径下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会出现结构性下降，但在我国尚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背景下需要高度警惕过早“去工业化”陷阱。
虽然我国产业不断向中高端升级，但是总体上我国产业附加值还有待提高，与制造强国的差距还十分明显。作为“世界制造中心”，初期中国制造业以加工出口贸易方式为主，从而获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但同时往往会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生产环节。
2017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24.56%，而美、日、德、英等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率均在45%以上。在制造业内部，以中国较具国际竞争力的纺织、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两大类产业为例，它们的附加值率远远低于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2017年中国纺织业的附加值率为22.41%，而其他主要工业国家多在30.00%以上，甚至超过40.00%；中国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附加值率仅为19.36%，略大于墨西哥（17.18%），而美国的附加值率高达49.56%。由于产品附加价值相对低，中国并没有充分分享到全球化利益。以麦肯锡对iPad和iPhone的价值构成分析为例，其中原材料成本占比为31%，分销和零售成本占比为15.00%。其中，对于一台iPad，苹果公司获取的利润占比为30.00%，中国大陆的劳动力投入成本却只占2.00%；而对于一台iPhone，苹果公司的利润占比为 58.5%，而中国大陆的劳动力投入成本占比仅为1.8%。
自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巨大的市场规模、后发模仿技术、低成本要素供给等比较优势，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这种发展是一种后发赶超的“快车道”式发展，但是也带来产业基础能力积累不够的弊端。这造成高端产业发展不足，易处于产业价值链中低端环节，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的水平低，关键“卡脖子”技术问题严重，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工业基础能力薄弱一直是制约中国工业发展的最大短板，包括计量、标准、认证、信息服务等的基础服务体系不完善，信息化背景下的基础软件、操作系统、算法等产业的核心基础主要依赖国外。
2018年，《科技日报》在“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的系列报道中，列举了35项“卡脖子”技术，以及中国的差距。这些“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掌握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手中。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和关键元器件等的自给率仅为三分之一。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高端传感器等，存在“卡脖子”的问题，“中国制造”在这些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依然存在亟须攻破的技术难关。工业信息化部对中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结果表明，32.00%的关键材料仍为空白，52.00%的关键材料依赖进口，大部分计算机和服务器的95.00%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部分存储芯片依赖从外国进口。由于产业基础能力薄弱，当前中国许多产业存在“缺芯”“少核”“弱基”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价值链。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在许多方面调整政策以适应国际贸易规则，并不断加大开放力度、缩减“负面清单”，提供优化的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吸引全球优秀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工厂以及研发部，使中国制造畅销全球，成为“世界工厂”。2009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2010年又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国。到2019年末，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高达39019.60亿美元，约占中国GDP总额的27.20%。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方，也是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
在嵌入价值链的过程中，中国制造业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同时也形成了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产业链。我国经过多年的自主发展，形成了最长、最大、相对最完整的产业链。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制造业门类的国家，22个制造业大类行业的增加值均居世界前列；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种，目前有约230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确保了我国经济体系的巨大韧性，甚至在外界不可控因素冲击下仍能够有效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近年来，虽然我国传统的资源禀赋优势逐步丧失，如低劳动力成本、人口红利等，但新的超越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正在显现。从生产投入要素看，基于初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廉价劳动力要素形成的成本优势，逐步向以数字等高级生产要素组成的技术优势转变。金融危机后的十年，中国制造业劳均年工资由2009年的4915美元升至2018年的9061美元，其7.00%的年均增速不仅比全球增速高出近6个百分点，也明显高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等。目前，正如上文提到的，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庞大，位列世界第二。通过数据生产要素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信息化支撑与改造，打造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无疑会成为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可或缺的力量。
从技术创新看，正由基于发达国家成熟技术转移的外源式创新，向基于大国经济的内源式创新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和技术引进、引进吸收、集成创新、跟随战略等外源式创新，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创新体系。但跨国公司往往会将关键核心技术保留在母国，向东道国转移的技术往往是较为成熟的技术，从而东道国的技术开发基本上是出于满足东道国本国市场需求的适应性改进。当前，这种成熟技术转移的红利基本上已经被收割完毕。与此同时，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具有市场空间大、层次多、需求多元化等特征，能够给予企业生存发展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具包容性的环境，创新方式将逐步转变为自主创新、协同创新、融合创新为代表的内源式创新。
从国内市场环境来看，超大规模内需市场、良好的消费环境、巨大的消费潜力、超强的品牌意识等新的良好的发展机遇正在催生采购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的领导者和主力军。我国具有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水平群体。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形成的新比较优势，是保持经济稳中向好和民生改善的重要支撑，是我国经济社会应对风险挑战的基础，也是中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保障。基于明显改善的产业服务和配套环境，不管是消费性服务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越来越多的现代服务业以服务型制造的方式促进了制造业的高端化与柔性化发展。如远程医疗服务需要有低时延的5G网络设备和AR设备与之配套；文化娱乐服务业的数字化生产和消费，同样也需要许多新型制造业产品与之配套。
全球供应链的运转受阻，这是疫情带来的明显短期冲击。中国需要做的是稳定全球产业链，确保产业链的安全与畅通。中美竞争态势因疫情冲击而显化，全球产业链向区域化发展是未来长期的态势，需早做谋划。
从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是构建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新一轮大变革、大调整，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深度调整，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
中国已经具备了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导的基础条件。从消费需求看，我国具有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但是，当前我国消费市场的供给侧水平与国际消费市场相比较低，国内中高端商品和服务的供应仍然滞后于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需要从供给侧角度来推动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增加国内中高端和新兴消费市场商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大力引进国外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倪红福和冀承，2020）。从供给角度来看，中国拥有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具备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经济基础。在新发展格局下，“要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在强化国内循环的同时，注重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对我国的依赖。这就更加要求提高我国制造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黄群慧，2020）”。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加速催化全球价值链重构。我国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取得较好成就，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赢得主动权提供了机会窗口期。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东南亚地区迁移的进程。近年来，受我国要素成本上升、贸易保护主义、国外制造业回流战略的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出现外迁趋势。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使得发达国家认识到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性，各国纷纷出台政策，鼓励将防疫物资、医药产品、关键原材料等重要和战略产业回流，推动关键产品的生产本土化。但是，由于中国疫情控制较好而国外疫情肆虐，使得发达国家产业链回迁的障碍增多，一定程度上延迟了中国制造业外迁的进程。为稳定和提升制造业产业链提供了难得窗口期。我们应该抓住我国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实现经济恢复的机遇，发挥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新制优势，加大关键技术攻关，加快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防止制造业外迁。抓住疫情导致发展国家“供给真空”窗口期，巩固传统产品出口优势，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承接国外订单转移。
疫情期间强大稳定的供应能力和韧性成为保障全球供应链正常运行的重要力量和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的重要原因。顺应这一趋势，加大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建设，建设一批高水平工业集聚区，把中西部原材料、土地、能源等要素和东部资本、技术等优势有机结合，在国内形成梯队合理、联系紧密、协同高效的分工协作体系。在稳固国内产业链的同时，促进产业回流国内。优化产业布局，建设高质量的现代产业集群。坚持稳住制造业的供应链体系，防止制造业外迁，尤其要牢牢抓住嵌入全球供应链中龙头企业和关键核心环节。一是以龙头企业为中心建立产业核心区，吸引市场头部企业向产业核心区聚集，建立区域总部、研发中心、结算中心等功能性总部基地。二是通过补链、固链和强链，围绕龙头企业供应链商招引资，以商招商，共同打造产业生态圈，培育一批在细分产品市场位居全球或全国前列的“隐形冠军”“单打冠军”。三是围绕现代产业集群，通过并购重组以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方式降低集群内企业之间分工协作的交易成本，提升产业集群内部联盟企业与集群外部上下游企业的谈判议价能力。
世界产品的价值链主要以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大国为核心，边缘国家主动嵌入核心价值链，并逐渐形成了北美、欧洲和亚洲的区域价值链。疫情可能会加速中美之间的经济脱钩，我国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将降低。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培育和发展国内价值链与区域价值链。疫情后全球价值链重构加快，我国要把握经济率先恢复的窗口期，积极推动与全球产业链更加紧密的合作，加快提升我国在未来区域和全球供应链网络体系中的协调、控制和主导能力。一方面，加强与“一带一路”等周边区域和重要国家的产业链合作。增强与欧盟、日本、韩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联系，依托“一带一路”构建“中国+X”产业链，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掌握主动权。另一方面，推动供应链国产化和多元化。实施国家供应链战略及供应链国产化替代行动计划，协同国内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关键领域和环节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链体系。对于进口依赖程度高的高附加值商品，要加紧技术、产品升级步伐，促进替代过程的实现。对于不可替代的高依赖度产品，积极在国际市场寻求新的供应渠道，实施供应链多元化，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争取更多时间。
强化东亚区域价值链，建设“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一方面，在东亚建设中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体系。东亚国家凭借出口导向型政策，在全球化迅速扩张的时代，建立起较为成熟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国市场规模优势明显，未来中国可以抓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便利化规则，主动扩大在东亚的投资，加强中国与东亚经济的依存关系，构建中国主导的区域产业链网络。另一方面，积极建设“一带一路”，从而建立与欧洲国家的产业联系，尽可能降低美国与中国在高科技产业领域脱钩的负面效应。
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出现问题的症结，有的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性方向、结构性症结，这是不能改变的；有的是需要国家和地方自身来克服的，如长期存在产业配套问题、营商环境的改善问题、人才等创新要素不足等；有的是由体制机制性症结和国际环境所致，国家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解决。
一是为中西部地区政策打造新势能。实行土地“占补平衡”新机制，允许土地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进行跨省占补平衡和省内城市间的占补平衡。加大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环保要求等产业转移的信贷投放力度，在准备金政策、再贷款政策等方面向主要的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省份倾斜；地方税率设定上对中西部地区给予优惠；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产业项目、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出口创汇型项目在税收上给予减免等优惠政策。
二是在中西部地区加快建立若干新型经济特区。改变过去一省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区的平衡做法，选择在中西部地区的区位条件较好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一批新型经济特区。在特区实施综合性改革和政策措施，比照东南亚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做法，允许特区有更大的“试错空间”，在政策激励、税收优惠、海关等方面比其他地方更加优惠，鼓励特区加快人口、科技等集聚，提高产业承载能力。
三是建立国内产业转移的顶层推动机制。成立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领导小组，负责承接产业转移的机制、政策、重大产业布局、发展评估督导等重大事项工作。制定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规划，明确各区域产业转移承接重点，避免各省间的无序竞争和产生新的重复建设。在中西部地区布局一批能带动全局、具有世界竞争力的重大产业项目，带动中西部产业集群发展。成立产业转移专项基金，资助地方政府或者企业进行产业搬迁，激励产业搬迁。建立中西部省份与东部地区对接机制，加强东部一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对接，建立东部沿海“万亿俱乐部”城市和中西部区域性中心城市产业结对，鼓励“强帮弱，大帮小”。在基础设施上实现无缝对接，推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化建设。建立产业转移督导评估机制，及时调整不恰当的政策措施。
目前，我国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政策已经呈现连续性、梯度性的特点，中小企业在成长的过程中无论是经营战略、营销模式、还是产品研发、后期服务，都有各自独到的宝贵经验。
中制智库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媒体与凤凰网财经共同打造“隐形冠军示范工程”项目，以《隐形冠军》节目配套”隐形冠军闪耀100”年度评选，旨在发现、展示、表彰制造业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并与德国隐形冠军协会、浙江大学隐形冠军国际研究中心联合推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隐形冠军的评价体系，引导专精特新企业持续打造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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